关键词:传承;创新;健康发展;不同弊;中和
孙过庭在《书谱》中明确地提出了“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书法批评主张,其批评精神不仅贯穿全文始终,且作为其最重要的的审美理想之一已内化于实践之中,达到了文书双美的境界。其内容包含了 “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四个命题,作为发展观,其逐层递进,作为品评标准,即并行不悖又对立统一。孙过庭《书谱》的这一批评主张不仅在理论上对后世的书法品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当下书法的健康发展还具有着可贵的现实意义。
孙过庭对于所谓的“评者”提出的“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的观点,则是抱着批评的态度的,因此提出了“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鲜明主张。后人对其这一观点的理解,大都未能从其递进和并行的两个方面来理解,故而多有失之偏颇。对于它的把握应当是作为一个立体的、有机的整体。一方面其认为书法应该是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这是必然。其曰“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驰鹜沿革,物理常然”,又曰“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而“不同弊”则体现了孙过庭对书法发展的要求必须是健康的,在创新的同时须有着独立的精神和中和的原则。如此看来,“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是逐层递进的四层品评标准,其不仅体现了孙过庭健康的书法发展观,同时也是个体的学书境界的不断提升过程中的具体要求。传统是根本源头,创新是枝干花叶,只有根深本固,找到源头活水,才能枝干扶疏而花叶鲜茂。孙过庭在《书谱》的全文中都贯穿着对继承与发展的辩证思考,多次把“古”与“今”、前与后、旧与新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探索着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如“举前人之未及,启后学于成规;窥其根源,析其枝派”“岂惟会古通今,亦乃情深调合” “或重述旧章,了不殊于既往;或苟兴新说,竟无益于将来”。而另一方面,文中紧随其后又提出古与今亦要符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审美理想。其思想来源于《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在这里孙过庭则用古人的质朴和今人的妍美分别对应《论语》中的“质”和“文”,且“淳漓一迁,质文三变”表明其认为“古质”和“今妍”是相对而言的,不断转化的。由此可以看出孙过庭是主张古质和今妍要并行不悖,相互融合,且最终要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和”之境。[2]
“古”是指对传统的正确领悟与习得其法则之后,作品中流露出的一种纯正典雅的气息,是书法的重要的品评标准之一。孙过庭认为学书不深入研习传统就很难达到妙境:“曾不傍窥尺犊,俯习寸阴,……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若“古今阻绝”则就会“遂令学者茫然,莫知领要,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故需“窥其根源,析其枝派”才能“会古通今,亦乃情深调合”。 孙过庭旗帜鲜明地提出这一审美标准之后,在实践中也一直奉为圭臬,从志学之年而时逾二纪,用心观味,无间临池,可谓察之求精而拟之求似,终得古法。米芾《书史》评其曰“ 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3]。宋四家之一的米芾,其风格形成后是刷字,可谓面貌一新,但其前期集古字至壮岁而未能成家,并曰:“草书若不入晋入格,辄徒成下品”。[4]元代赵孟頫更是书法史上复古旗帜鲜明的领军人物,提倡遵循古法和崇尚“二王”的思想可谓到了极致,云:“学书须学古人,不然,虽退笔如山,亦为俗笔”[5]。历代代表性的书家几乎都对传统给于了极度的重视,传统之功可谓是奠定他们在书法史上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使有些书家后来成了革新派的代表,但其在前期无不对传统下过一番功夫,由此可见一斑。
“不乖时”是在能“古”之后提出的第二层要求,是对于“古”的度的把握,是指不能古的违背了时代的审美要求,但仅仅是做到“不乖时”,被动地符合时代的要求还不行,它还要主动地以“今”为标准,“古”和“不乖时”最终目的还是为“今”的到来而做好准备。此之“今”也,从传统中来,包含或引领着时代的审美要求。最终“今”才是目的,“古”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和途径,但是在这里两者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且时常相互转化。达到“今”的途径虽然有多种,如有复古为新者,有会古通今者,有化古出新者,亦有推陈出新者,但对“今”的审美却是高要求的,只是耳目一新哗众取宠还不行,还必须是有品位的、有高度的,如此方能不同于时弊。
反观时下的书法学习与创作,虽有少数人“心悟手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大多数人或由于缺少创新的意识和勇气而沉溺在古人的窠臼之中,或因心浮气躁对传统薄解粗传而心昏手迷任笔为体,因此弊病丛生。诸弊之中,尤数“以丑为美”最为典型,其余如书之浮、俗、怪、弱、死、板,脏、乱、杂、流等等也泛滥成灾。
当今之弊,究其主要原因,略言有六:1. 心之急功近利。此乃欲望使然。如今社会,科技飞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本应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是由于拜金主义的腐蚀,使很多学书者都想早日获得虚名以谋取利益。然“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6],孙过庭则从志学之年“留心翰墨”而“极虑专精,时逾二纪”,还仍然“无间临池之志”。现在的很多学书者,未有数日之功,就可称家为师,不难想见其心浮燥之甚也。2. 学识之浅薄。学是识的基础,学养匮乏,必然见识浅陋 ,所谓“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是也。《笔阵图》就曾指出如此学书的危害:“缘情弃道,才记姓名,或学不该赡,闻见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7]。3. 性情之缺失。性情不足可能有以下一方面或多方面的原因:其一,个体人格差异。有些人原本就不是“性情中人”,在其他领域或许是正好需要的,但在要求理性与感性结合的艺术领域里可能就先天不足了。其二,虚情假意。自己的真性情不敢表达,因为太想得到别人(特别是评委,收藏家,经纪人等)的认可,总是迎合奉承,委屈求全。其三,不自信。总觉得自己修养不够、功夫不深,还需要停留在无我的阶段,还没到自己表达性情的时候。4. 内涵之匮乏。如今展览流行的时代,大部分学书者都在“炫技”与“玩形式”,心神不正,急功近利,分散了精力,必然导致内涵的缺失而弊病丛生。5. 泥古之不化。这主要是学习方向和方法有问题,与学识和性情亦有关系,主要表现为陈旧与死板是也。6. 功夫之薄弱。有些人“曾不傍窥尺犊,俯习寸阴;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籍而自满”,有些人“或凭附增价”而忙于应酬与牟取暴利,要么不肖苦练,要么没有时间静下来练,这都将导致基本功之薄弱,一动笔则笔画漂浮、线条软弱、结构松散、字形失势等毛病都来了。
虽然在书法的传承与创新中容易失之偏颇,尽善难求,但也不能望而却步崇低尚俗。《书谱》在文中不仅提出了其在继承与发展中的审美的理想,而且还或明或隐的给出了达到这一理想的途径。其“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审美主张恰恰给今之学者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应有的尺度,这是其可贵的现实意义之所在。根据这一品评主张,联系其上下文的批评思想,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若能博学文史哲,兼通美音舞,“博涉多优”而“会古通今”,“外师造化”而“中的心源”,下笔既能“取会风骚之意”又能“本乎天地之心”,为书为文必将绝缘于俗弊而“调清词雅”,亦不至于成为所谓的“独行之士,偏玩所致”,更不至于“任笔为体,聚墨成形”。而在众多的修养之中,尤以文字学、美学与书论修养与实践的关系更为直接。
理由有二:首先,加强鉴赏能力是能正确的“取法乎上”的保证。只有“以其玄鉴精通,故不滞于耳目也”才能不“竞赏豪末之奇,罕议锋端之失”,如此才能在“名氏滋繁”“优劣纷纭,殆难覼缕”的情境中不染于“龙蛇云露之流,龟鹤花英之类”。其次,不断学习,加强鉴赏能力是有自知之明的先决条件。如果连自己书之好坏都良莠不分,则书艺之进也无从谈起!西汉戴圣《礼记·学记》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8]
孙过庭认为书法可以“达其性情,形其哀乐”,这是对书法本质的达情论。只有抓住书法的表现规律和内在本质,才能“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
书道精微,“差之一毫,失之千里”。张芝学书“池水尽墨”而草法精熟,钟繇“专精一体,以致绝伦”,皆因用功之深也。当下学者若能“傍窥尺犊,俯习寸阴”,达到“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的程度,则“浮”“弱”“飘”等弊病自可迎刃而解。
方法是决定能否取得成绩的关键因素之一,《书谱》文中即告诉了学者学习书法的方法,也告诉了学者创新的方法,如:“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则是取法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好方法,若察之能精,拟之能似,定能获得更多的信息而汲取传统更加丰富的营养,根深而本固,能如此俗态自可避也。
环境,“孟母三迁”之由也。唐太宗有云:“譬夫桂生高岭,云露方得泫其花;莲出渌波,飞尘不能污其叶。非莲性自洁,而桂质本贞,良由所附者高,则微物不能累;所凭者净,则浊类不能沾”,[9]更从正反两面说明了环境的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孙过庭在文中肯定了环境对于书法境界高低的重要性,曰“而东晋士人,互相陶淬。至于王谢之族,郗庾之伦,纵不尽其神奇,咸亦挹其风味”。而良好氛围的营造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社会对书法教育的重视与书法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是保证。
以中书协为主要力量的各级给类的书法学术组织与团体的积极促进是先锋。如果中书协坚持“植根传统,鼓励创新,艺文兼备,多样包容”工作方针,坚守公平、公正、公开的品审原则,必将有力地促进更高雅、更纯粹的书法氛围更早地到来!
展览的感染与熏陶是有效途径。这里所说的展览必须是经典的、高雅的、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展览,如此方能通过创设美的情境来纯化心灵,“存精寓赏,岂徒然与”;若果只是罗列文化垃圾,污染视觉,必将使诸弊更加泛滥!所以,这样的展览主要是指古代经典作品与现代优秀作品的展示。
其他如市场的健康发展,媒体的有益传播等因素也对书法良好氛围的营造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当今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伟大复兴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文化使命。至于书法的创新,应当放宽视野而立足根本,以求得其健康的发展。《书谱》中“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这一书学思想,告诉了我们传承与创新的方法、方向及其度的如何把握。面对挑战,我们如果扎根传统,夯实基础,关注时代,勇于创新,“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即能广泛包容,又能“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坚持“中和”之美的审美原则,则书法这一国粹定能在新的时代焕发出应有的魅力并获得更加充沛的活力!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85.
[2]陈晓芬,徐儒宗.论语·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11:344.
[3]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293.
[4]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360.
[5]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卷六[M].学苑出版社,2006.
[6][7]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
[8]胡平生,陈美兰译著.礼记·孝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7:115.
[9]鲍春艳.中国书法大系—集王羲之圣教序[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14: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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